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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代表,以制造业和互联网的融合为趋势,本轮新技术革命催生了大量就业岗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缓解中国就业难题的一剂良方。
然而,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并非只有积极的方面。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从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来看,本次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毁灭效应同时存在,此外,它对就业形式乃至收入分配结构都会产生冲击。
“在新的工作业态下,如何调整劳动力市场制度以有效保护劳动者的整体利益,是政府部门当下应着重研究并积极应对的重要议题。”
影响就业数量质量的“双刃剑”
第一财经日报:在“全民创业”热潮的带动下,互联网行业用人需求出现“井喷”,中国就业景气指数也显示,上半年互联网及IT领域提供的职位数同比增幅为44%。这能否缓解当前经济下滑所引发的就业压力?
曾湘泉:近年来,互联网作为销售渠道普遍出现,催生了大量的就业。电子商务给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生产知识和贸易信息,促进了贫穷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
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各地大量的实体店因经营困难而倒闭,这些行业由此出现大量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的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冲击的这些实体店人员,大多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知识结构老化,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再就业能力,在“互联网+”占据话语权的当下,此部分人群失业风险增加的事实不应被忽略。
日报:这场新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有什么影响?
曾湘泉:新技术革命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一方面本次科技革命对不同劳动者会产生差异化效应;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广泛作用于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各个维度,如收入、工作生活平衡、工作自主性、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等,而其对这些子维度的影响并非都是正向的。
从收入角度来看,科技革命无疑会在增加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升整体工人的劳动收入。从工作生活平衡角度来看,网络经济下,足不出户养家糊口成为现实。去组织化,回归家庭、回归自然、回归自由、回归自主的时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带给人类新的美好生活的期盼。
然而,从工作自主性、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的维度来看,新兴行业员工虽然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但其整体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强度加大。近年来,互联网员工猝死的消息屡见报端。与传统行业的工作类型和性质不同,互联网从业人员大多接触工作内容较新,这也迫使员工保持高强度的饱满精神状态。高强度工作压力、睡眠不足、日晒不足、饮食不规律、生物钟紊乱等都成为健康的杀手。
打破行业垄断缩小收入差距
日报:最近这一两年来,以支付宝、滴滴、Uber等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对于原有的金融、出租车等垄断行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新旧产业利益争夺白热化,这对于劳动者的收入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曾湘泉:新技术革命促使了就业形式的多元化,非标准就业规模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互联网以快捷、便利的特点更好地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低价销售扩大了市场份额,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无疑从整体上提升了劳动者的收入。
然而,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新技术革命对于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新技术革命扩大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它在催生高收入群体的同时,却也使得知识结构较为陈旧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群体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另一方面,本次新技术革命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力量,在个别行业中,行业垄断已经开始被削弱甚至打破,而这又会缩小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毋庸置疑,在互联网的武装下,强大的市场力量正逐步吞噬着传统的垄断性行业,新技术革命和社会现实利益体之间存在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化,这无疑将给政府的行业规制带来巨大的挑战。
劳动者的权益如何保护
日报:最近美国的一些O2O互联网公司被批评漠视劳动者权益,称他们将员工分类为“个人承包商”而非雇员,不为他们提供薪酬、假期等福利。在互联网革命的新形势下,政府应该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则尽快做出哪些调整?
曾湘泉:“互联网+”时代非标准就业大量增加,使得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传统定义遭遇困难,甚至危机。不仅仅是政府的政策需要调整,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同样也面临挑战。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仅涉及工作地点中对人的管理,而家庭人力资源管理迄今仍是少人问津的研究领域。
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来看,首先,在产业的摧毁和重塑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兴产业的转移并不顺畅,这就需要政府在产业规划和技能培训方面进行合理的规划。
其次,就业形式的多元化和非标准就业比重的增加也会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争议制度提出新的挑战。
最后,在新形势下,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化,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如何得到有效保护成为管理制度和法律规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传统劳动力市场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合同制度、工资支付制度、加班管理制度等,都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思考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