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半导体厂商是如何在SARS中避免“断链危机”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总会让人想起十七年前的非典战役。同样的是全民动员，满城风雨，对病毒的恐惧，乃至对一整年经济形势的担忧，都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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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它们的表现也的确非常相似。

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许多资产下行，消费欲望降低，市场表现靓丽的除了医药股，还有被抢断货的板蓝根与金银花。与它们相比，其他行业的开春，却是“冰火两重天”。

而半导体行业，却侥幸逃过一劫。

根据半导体工业协会(SIA)的统计数据，尽管受SARS的不利影响，全球第二季度芯片销售量比第一季度增长3.2%，达到376亿美元，全年的增长目标也如期实现。

这种全方位的复苏背后，是一些供应链龙头企业的反应不及，进而断链危机发生的几率也大大增加。而就在近期，众多半导体厂商也都相继发表声明，以避免疫情后的供应出现“断链”。

疫情之下的增长预期合理吗?“断链”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适当增长，半导体预期为何趋于乐观?

从现有情况推测来看，半导体行业的复苏应该会比预期中乐观。

当然，这并不是一句“中必赢”的口号，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疫情导致的缩减。

可以肯定的是，SARS的防疫周期更长、辐射范围至全球，形势严峻、致死率更高，可以说更大程度地限制了产能恢复。

比如2003年疫情爆发期间，台积电就提早采取防疫隔离措施，包括自疫区返回需要自我隔离14天。内部的常规性会议也分开两队，彼此不可对谈，只用电话沟通，不同层级的主管和代理人不能碰面和交谈。这种严苛的防疫措施，自然也直接影响了复工后的产能恢复。

反观新型冠状病毒，早有抗疫经验的台积电，也公开表示“目前尚未做到如SARS高峰期的同等(防疫)级别”，并且“不会影响生产制造”。

显然，这一轮疫情所导致的半导体潜在误工情况尚在厂商控制范围内。

再来聊聊结束后的需求增长。

前面提到，2003年SARS疫情控制后，第二季度的计算机类产品消费达到了2002年初以来的最高增幅。而驱动这一成绩的主要是消费类电子和通讯，以及计算机市场的加速增长。

2003年第一季度，受SARS的影响中国的电脑和手机销售一度疲软，整体增长受到抑制。尽管如此，在第二季度中设备营收依然出现了小幅增长。SIA的数据表明，PC更新换代带动了微处理器增长8.2%，2003年半导体设备营收也增长了3.1%。需求量的增加也让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快速回复，一些工艺领先的生产设备利用率甚至接近96%。

(2003年第一季度20家半导体供应商的同比增长)

而此次疫情发生的节点，一方面，全球半导体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生产和原件采购不断向中国转移。2004年中国大陆及台湾在全球代工营收中占据50%的份额，2007年更上升至58%。SARS之后的半导体销售增长复苏以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带动的。当前中国产业链在全球市场格局中所占的位置更加重要，并且不仅仅止于代工，而是研发、生产、封装、应用等立体化的完整上下游体系，这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复苏加速。

另外，早在2019年各个相关行业都完成了5G移动设备、AIoT等更新换代的基建工作，包括政策标准、网络基站、产业链联动、市场教育等全方位铺垫，而60%的半导体产能消耗量正取决于消费类电子产品，因此，2020的5G换代需求也将有力拉动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复苏。

当然，在整体乐观的同时，可能的“断链”问题也正在凸显出来。

增长机遇背后的“断链”危险

复苏或令人欣喜，但危险也在机遇中酝酿。比如生产供应无法及时跟上产业需求，产能不足而导致断链，鉴于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在全球半导体链条中的卡位，一旦断链影响非常重大。

其实早在SARS发生之时，此类担忧就已经出现。当时的英特尔(Intel)首席执行官贝瑞特(Craig Barrett)就曾就半导体、PC，甚至是整个电子产业供应链，表达SARS造成的隐忧。为什么产业复苏的关键时刻，有可能出现“断链”情况呢?

1.内地设有众多产业据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是牵引着世界半导体业的发展。电子半导体零部件制造商在中国开设工厂或外包生产，原始设备制造商在中国采购大部分物料，也都是常规操作。

比如台积电在南京有12寸厂，在上海松江设有8寸厂，都分别响应当地政府延后开工时间。加上全国各地严控节后人流量规模，都有可能给出货计划带来影响。

2.产业扩张的滞后性

如果疫情是可能导致“断链”的“黑天鹅”，那么半导体自身的产业特性就是加剧这一危险的先天体质。

众所周知，半导体生产线往往需要押注巨大的设备资金，因此具有高风险、抗风暴能力脆弱的产业特点。一般情况下，等到平均售价ASP上升到一定程度、公司盈利明显增加后，再投入资金提升产能，是较为普遍的做法。而受投资滞后的影响，无疑为复工后的产能再添了不确定性。

而数据显示，SARS期间多数半导体供应商的出货量都有明显增加。Strategic markefing公司估计，2003年新建生产线中有80%来自DRAM、闪存和微处理器领域的代工厂。而目前来看，原本预期中中国产业龙头如中芯国际要在2020年量产14nm制程，试产12和7nm产品的计划，也可能因为生产线无法迅速规模扩张而低于预期。

3.智能元器件需求的规模爆发

如果复苏仅仅依靠个人消费电子的市场表现，可能也不至于给产能带来巨大压力。但此次从抗击疫情的实践经验中，无论城市管理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出行管控，还是疾控过程中的信息化程度，智能化、数字化设备都必不可少。

比如在诸多半导体厂商向湖北省及武汉市捐赠清单中，除了资金与医疗产品，服务器、工作站、存储等计算设备，以及视频采集与分析等智能软件都在其列。而在杭州市的捐赠物品公示工作中，透明高效的智慧政务也起到了巨大的增效作用。

可以想见，经此一役，会直接从需求上推动全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而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元器件，尤其是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部署、成本合理的中等档次工业服务器，以及车用半导体，5G移动通讯等等为核心的大幅增长。这是我国半导体的产业机会。

4.国产化替代进行时

除了5G/智能化所带动的半导体增长外，我们还需要看到，无论是手机芯片还是大型计算设备、公有云服务等等，都已经开启了国产替代进行式。中国大陆半导体供应商，其次是中国台湾，成为国内系统厂商、手机制造商、集成服务商等的优先选择。这对国内半导体增长有着正面的帮助，也可能面临“等米下锅”的断链危机，未雨绸缪才是正义。

防止“断链”，SARS积累了哪些经验?

历史不会重复，但是会押着同样的韵脚。那么，SARS期间的防“断链”经验是否有借鉴意义呢?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当时半导体厂商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1.恢复产能期间加强防疫

在2003年SARS期间，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半导体厂商主要在内控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疫区隔离，自疫区返回工作职位需要自我隔离14天;加强防护，员工全面佩戴口罩上班，定时监测体温;划区生产，厂区和生产部门分割成不同的区域，空调和出入口都各自独立，将风险降到最小单位。

就目前看来，为了尽可能避免影响生产周期，大部分企业都将复工日期定在正月十五附近，这距离疫情患者零增长还有一段时期，因此加强防疫是重中之重。前不久台积电的应对声明也采取了类似的严控方式。

2. 适当规划高阶工艺的产能扩张

如今回忆起来，人们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SARS期间的人心惶惶与经济打击，但少有人知道，2003年17条新工艺的半导体生产线开始架设。其中有12条是300nm制程的加工设备，总投资210亿美元，当时Powerchip也在中国台湾建了一条这样的晶圆生产线。这些建设无疑有助于疫情过后的产业全面复苏，到了2004年，全球半导体需求不断升温，高阶产能不足，一度出现需求活跃而库存跟不上的局面。

如今，部署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先进制程10nm/7nm生产线显然还不够多，在最高端芯片产品上，大陆企业也仍不具备承接能力。加上云游戏、智能电动汽车、5G边缘计算、TWS真无线耳机、屏下指纹等等数字技术的注定爆发，拥有先进工艺的厂商无疑能更好地应对危机，吃到时代红利。此时对高阶技术的押注也不容错失。

3.积极探索杀手级应用

追溯SARS后半导体的崛起节点，作为“电子行业复苏前奏”的 Globalpress 2003电子高峰会不得不提。2003年2月，该峰会在美国硅谷召开，将近30家领先的全球半导体厂商一致认为，整个行业目前正处于高科技产品爆炸性增长的前夕。随后，智能手机的创新开始连续推动市场需求。

在为疫情揪心的同时，持续寻找驱动消费级市场的产品创新和“杀手级应用”，或许是一剂同样的提振妙药。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会从心理上影响企业和个人用户的消费预期，从而使中国半导体增长在短期内受到波及。因此，在结束战役后重塑大众消费信心、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解决消费者和企业的后顾之虞，那么，中国的半导体金矿就有了早日开掘的可能。

每一场防疫战争都是抹不去的回忆，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各位，一起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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