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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门第，轻德才”，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为何到西晋开始异化？

在王朝更迭的过程中，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和提高统治效力，都会把选举和任用贤才作为重中之重。在中国的盛世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与政府和君主的开明统治息息相关，而统治效果之良好亦离不开王朝官僚系统的有效运转。

九品中正制是始于汉魏、终于隋朝的历时四百多年的人才选举制度。然而与后来影响千年的“科举制”相比，它难免会显得黯然失色。但是对于其实施的背景、施行过程中的异化以及其影响的两面性都是值得探究的，这对于理清中国历史用人制度的演变与进化脉络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是为了适应时代变化

1、 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察举制难以继续

察举制和征辟制，是贯穿于汉朝整个历史的用人制度。所谓察举，是指地方官员在所属辖区内随时考察当地“素有美誉”的人才，并将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一定的试验考核期后给予其官职任命；而征辟制是指皇帝或地方官僚直接向当地有名望和才能的名士发起聘请，将其引入朝廷官僚系统，但不如察举制广泛。

然而，察举制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地方官员能够做到“公私分明”，能够真正按照察举制的用人标准去向朝廷推荐人才，然而东汉末年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得这一制度失去了发挥积极作用的客观环境。

在这一时期，战火纷飞，政治动乱，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下降。古人有言：中央无权则天下分崩离析。这也意味着，为中央政府选举人才服务的制度及官方人员的职能也会失灵。在此期间，州郡官员的腐败肆虐，一味攀附地方权贵，为其利益服务，在察举和飞黄腾达的过程中更是为其提供旁门左道，察举制已经在实质上走向衰亡。

另一方面，社会动荡尤其是黄巾起义后，导致百姓包括士人四处流亡，“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遂难委悉”。州郡内部的乡、亭、里等基层组织遭受破坏，给户籍管理造成了极大困难，自然也会对地方官员对当地贤才的考察造成不便。

2、察举制本身具有诸多限制和不足

察举制在曹魏时期被废除，还在于它的选举标准。

西汉初年，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由此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思想领域的变化自然也会渗透到政治制度层面，儒家倡导“以德治国”“为政以德”的统治思想。受其影响，察举制正是以“德行”作为评判人才的根本标准。

然而，随着东汉末年世风大变，政府内外的腐败和贿赂的盛行。州郡官员一手把持着察举人才的大权而缺少监督，且中央政府内部的人员贪污现象亦非常严重，因此察举制公私分明的应有之义也走向沦丧。

王符在《潜夫论》也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餮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可见察举制的腐朽以及选举官员和参选者的徇私舞弊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这样的选举方式对于统治阶层而言更是百害而无一利。

3、魏国统治者对人才的急切需求

时至三国时期的大争之世，社会风气败坏，士人“斯文扫地”，乱世枭雄四起，天下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而为了巩固政权，三国的统治者在人才考察和选任上也不遗余力。

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曹魏更是直接打破了汉朝以来的人才选用标准。 在当前乱世之下，“德政仁政”已经不足以解决曹魏在斗争中立足生存这一燃眉之急，曹操需要的是乱世豪杰，铁腕强势，号召力强，能够在战争中作为智囊。

他打破了以所谓“孝廉”为主的僵化推举标准，主张“唯才是举”，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只要能够辅助巩固曹魏政权，曹操都来者不拒。

因此“以德用人”的察举制也在历史的大趋势和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下走向没落。从曹魏演化而来的“九品中正制”登上了历史舞台。

长时间的发展扭曲了九品中正制的本意

九品中正制作为中国千年以来用人制度发展的重要一环，却在史学界因为其过分注重家世门第而被诟病。然而这一结果其实是该制度随着时代变迁而异化的结果，只有结合时代背景捋清其中的脉络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九品中正制。

1、 创立之初以才能高低为主要选拔标准

由上文所提，九品中正制起源于三国魏晋时期曹操争夺天下收揽人才之需，其奉行的是“唯才是举”的原则，“汉末丧乱 ,魏武始基, 军中仓卒, 权立九品 ,盖以论人才优劣, 非为世族高卑。”

此时的九品之制并不是用于区分门第高低，而是在人才品德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下对其进行门第的升降，并以此为依据量才授官。而“中正”的选拔也极为严格，且评定人才也须依据所规定的标准，也就是重视德才水平而不是门第高低。

所以在实施的初期与过去渐趋腐朽的察举制相比，它更有助于恢复和重建混乱已久的选才秩序，并且对东汉末年以来的“乡里清议”传统有所继承，更有利于为巩固曹魏政权添砖加瓦。所以这也不失为一种美政。

此时的史书对其也不无溢美之词。《晋书·卫传》云:“其始造也 , 乡邑清议, 不拘爵位, 褒贬所加,足为劝励 , 犹有乡论余风。”《石季龙载记》更是称其为“缙绅之清津，人伦之明镜。”

2、 逐渐转向只对家世门第的看重

“九品中正制”的异化开始于西晋时期。至于其原因还要结合其历史背景。

西晋立国并能取得合法性，离不开门阀士族对于司马政权在物质乃至道义上的支持。为了将政权合法性的根基进一步筑牢，则势必要对政权的支持者们给予优待和安抚，其中就包括为其加官晋爵提供便利。

西晋时期选才标准悄然发生了变化，由德才向门第过渡，从根本上改变了九品中正制的性质。统治者对此情况虽然了解但也是缄口不言。曾有诸多大臣上表抨击该制度“考之薄世，然后授任”的不公正现象，请求皇帝对此进行干涉，重新恢复最初“不拘爵位”风清气正的选举秩序。

皇帝对此已心知肚明，然而却并没有将大臣的奏表落到实处。因为这些举措将直接威胁门阀士族的利益，进而危及西晋政权的立国根基。在统治者的放纵和默许之下，重门第，轻德才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3、 最后成为门阀氏族实行垄断的工具

异化之下的九品中正制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以门第为选才标准似乎已经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共识，阶级固化也在此情况下进一步加剧，其中的标志就是“士庶之辨”的盛行。

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势力已然成型并牢牢把控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主导着整个社会的话语权，在入仕上也是如此。

按照门第高低来决定谁可以进入朝廷任职，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例行公事罢了，不必再纠结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就这样，在人才选任上的垄断，使他们牢牢把控着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端并世代延续。

而反观庶民，却因为自己出身卑微且人脉狭窄而怀才不遇，只能永远甘居人下人的卑微角色。左思在《咏史》中这样写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中，用“洞底松”和“山上苗”分别对名门和寒门子弟作比喻，反映了阶层板结在此期间已经成型，而这又导致了思维固化，从而进一步阻滞了社会流动性。

九品中正制仍然在历史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1、有效巩固了新生的曹魏政权

九品中正制起源于大争之世，曹魏为招揽天下人才而设立，其初期的选拔标准相当严格和规范。“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 ，非为世族高卑。”

以“德才兼备”作为人才的选拔标准无疑是符合现实情况和历史潮流的。因此它选拔了大批人才进入曹魏统治集团，为曹魏政权的巩固和强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士人在察举制历经数十年的瘫痪之后终于有了入仕的途径，这对于拉拢和安抚国内的知识分子，缓和社会矛盾，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意义重大。

2、建立起了一个行之有效政治体系

九品中正制对于人才选拔的制度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制度的实质其实是一个人才评价体系，将人才根据其品德才能分为三六九等，有利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酌情授官。封建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高素质的官僚，而九品中正制在前期就为曹魏管理系统引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此外，这一举措对于完善中央集权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它沉重打击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和任人唯亲的行为，将人事任免权进一步收归中央，从而完善了中央政治体系。

3、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

在该制度体系之下，中正官担负着评议士人的作用，这些评议将会作为士人入仕以及晋升的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东汉末年，中国民间就兴起了乡间评议之风，即邀请乡间德高望重的的名士参与对士人的品评，这些评议活动往往会引起朝廷人员的关注乃至参与，并从此次评议中选出符合朝廷心意的士人进入朝廷考核。

而在九品中正制设立后，品评士人的职能渐渐从民间转移至官方，而所谓的“中正”就起着与过去民间评议之士类似的作用，且评议过程更趋于制度化和规范化，更有着对朝廷内部所有官员的评议资格。

民间士人会加强自己的思想文化修养以求得被中正品评良好和顺利入仕的资格，而官方人员也在中正官监督的压力之下和出于官职晋升的目的，也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

总而言之，九品中正制在创立之初就对应着富强国家、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因此在九品中正制实施的早期曾经起到过弥补察举制弊端，恢复选材秩序，为有学识有道德有抱负的士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对于移风易俗也有着积极意义。

不过随着时代背景和政治生态的变化，这一制度也开始出现异化，慢慢地成为门阀士族垄断政权、谋求政治特权的工具，这一制度也开始变得狭隘化和排他化。因此在最后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也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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